您的位置  首页 >> 历史学-考古学
  《徂徕学派的人情论与日本早期近代化:从“脱儒入法”到“脱亚入欧”》结项
[来源: - 日期:2008年06月17日 - 浏览 22466 次] [打印]
本站文章禁止转载,需要转载请联系本站。

 

 

 

《徂徕学派的人情论与日本早期近代化:

 

从“脱儒入法”到“脱亚入欧”》结项

 

 

 

 

由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徂徕学派的人情论与日本早期近代化:从“脱儒入法”到“脱亚入欧”》,日前通过专家鉴定结项。项目最终成果为专著,结项等级优秀。

该成果首次在学界提出并系统阐解了从“脱儒”到“脱亚”这个具有天然历史因缘和内在逻辑关联的东亚思想史问题;首次将“明清鼎革”在东亚各国之间的“非对称畸变”问题作为理解近世近代东亚历史变化的关键点提出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首次将历史人物朱舜水放到东亚特别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大背景下进行再审视,从而发现了以往局限于一国范围内时无法发现的重大问题;在认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时,还首次系统导入了“华夷秩序”的问题,认为“脱亚论”由于与“脱儒”和“去中国化”命题关系密切,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近代化名义下对东亚老问题的翻版。

中日两国相与揖别的历史,集中酝酿于近世,而爆发于近代。该研究首先从朱子学在日本的命运问题入手,指出朱子学东传日本后,先后被卷入“神儒习合”、“神儒分离”和“神道自立”等思想旋涡中。其被利用、被排挤和被摒弃的角色变换轨迹,凸显了江户日本学界的“道统”自立愿望和“去中国化”焦虑。该过程还显示了与中国学界的日本常识刚好相反的事实,即日本早期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以反朱子学为特征的“脱儒”的过程。日本思想界的朱子学反思,曾在“近代化”的意义上被赋予了所谓的正面价值。同时,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决曾作为十九至二十世纪通行世界的“公理”,在人类历史上亦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但是,对摆脱“中世纪普遍权威束缚”行为的过分醉心和无限膨胀的自我优越感,一方面容易使人对“独立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另一极“突进”事件丧失批判能力,同时,也经常使充满正义感的抵制行为,变得无关痛痒。明治维新的荣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多半可以从这一循环上获得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个认识是:“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体现了以上全部变化的本质原因。

  然而,上述思想上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中日间大环境的改变。17世纪中叶的明清交替事件,曾经给东亚地区带来过十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后来两百年间东亚格局中的思想、政治、外交、军事等诸般变化,几乎都与之有着或深或浅和或明或暗的关联。这意味着,“明清鼎革”已成为当时整个东亚变动的核心原因之一。问题是,明清鼎革事件,在中国与东亚诸国之间造成了“事实”与“夸张”的反应反差。这种信息“非对称”局面的形成,有德川幕府的政治利益需求在起作用,也与晚明对日“乞师”者的夸张性宣传及其相应行为关系密切。在“华夷变态”舆论的彼此呼应中,日式“华夷秩序”开始并展开了颠覆中式“华夷秩序”的全过程。它解释了何以明清交替之际东亚政治风云会如此波诡云谲,以及近代以来的东亚格局变动并非全部导源于欧洲国际关系理念的深层原因。同时,通过对“华夷”理念的审视,也有助于人们对这一给东亚地区带来过文明,却也播撒下“自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种子的思考模式进行反思和再认识。“华夷秩序”既是促进东亚共同或相近价值体系的形成、实现“文明开化”、提升人的质量等系列目标之必经程序,也给被纳入到这一秩序中来的异姓氏族或边地的“夷蛮戎狄”带去了文明道德上的“劣等感”且反讽地提供了仿造“自民族中心主义”的“模板”。朱舜水在日本的活动,显然已有意无意间加速了这一翻转。由于其工作的复杂性常常表现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仿佛没有关联然而关联甚深、诸多作为看似白云出岫而实则深藏安排等行事特征上,因此,深入探讨朱舜水的特殊历史作用,对于准确把握近代日本国家的发育谱系和“脱亚论”的形成意义重大。

认真观察江户中后期的兰学和洋学的发展情况会发现,从“脱儒”到“脱亚”的舆论还弥漫于新学领域和实业界的各个角落。作为兰学的重要继承者和洋学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准确地把握了“伦理学实学”与“物理学实学”之间的本质差别,并进一步引发了早已有之的对儒学的批判和对西方的向往浪潮。然而,福泽的复杂性,常常体现在“脱亚”与“征亚”的互为前提上。它呼应的是明治维新想要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建立与西方代议制相仿佛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完成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二是以武威“大东亚秩序”来取代礼教“华夷秩序”。而后者与其说发生于近代西方价值论的影响,不如说衍生于东亚传统“华夷秩序”的延长线上更符合实际。由于“救亡压倒启蒙”已成为日本逼迫下的中国的不得已选择,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称帝国日本对中国的侵占和劫掠,曾一度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发生中断,并非过言。

该研究建筑于对日本原典和第一手资料的详尽占有基础上。它力求以东亚各国为整体互动单位来审视近世以来思想界的发展和流变曲线,将思想的表述寓于历史的大脉络中,从而给研究本身赋予了新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