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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合同法中预期与信赖保护研究》成果简介
[来源: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 - 日期:2013年08月16日 - 浏览 4273 次]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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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合同法中预期与信赖保护研究》成果简介

 

 

 

 

    吉林大学孙良国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合同法中预期与信赖保护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结项。该成果系法学青年项目,最终成果为专著,鉴定等级良好。该成果运用一对范畴——预期与信赖解释合同法的一些核心原理,并深入探讨了该范畴的执行机制。

    该成果对民事主体的分化进行了剖析。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已经改变了传统民法民事主体“可置换性”的现实,不同的民事主体出现二元或多元分化,他们事实上都要求不同的法律对待。最为明显的就是一般合同法和消费者合同法等特别合同法分支的分离。这种分离并没有破坏民事法的基本结构和基本预设。不同类型的民事主体需要不同对待反映了法律对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的回应。这意味着,需要在合同法中对消费者合同进行特别规定,但也没有必要把全部内容都纳入《合同法》中。一般合同法事实上主要适用于商事合同法。商事合同法与消费者合同法原理上的分离具有客观性和正当性。

    该成果对预期与信赖进行了界定。预期与信赖是合同法的基本范畴,二者具有不同的特质与意义。预期总是与合理预期相关,而合理预期的判断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法律文化语境中,其不是一种必然性的观念,也必须与意图等概念相区分。信赖也与合理信赖相连,信赖在现代私法学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该成果提出了判断合理信赖需要参考的因素,如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沟通或行为,当事人交易的性质与环境,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在预期与信赖的关系上,认为预期主要适用于有合同的情况,而信赖主要适用于没有合同的情况。预期与信赖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优先性。

    该成果对合同成立问题进行了研究。合同成立的范式已经从分立性缔约转向关系缔约,这是合同法设定合同成立规则的知识前提。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合同法上的诚信原则是否要求当事人在谈判中要承担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披露义务?作者经过认真研究,对此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因为,缔约当事人的利益具有对立性,信息自身是财产,其有权不披露,没有一般性的信息披露义务有利于促进效率。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披露义务与道德原则并不存在矛盾。

    该成果对合同内容的生成进行了分析。预期与信赖对合同内容的生成具有指导意义,这既体现为合同条款的订立机制,也保护合同内容的公平控制机制,同时以辅助任意性规范替代。但是古典合同法所默示的必须签字作为同意的模式在现代社会的网上交易或者类似电脑交易或者软件交易等复杂交易中面临一定的挑战,应当认真对待“付款在先、条款在后”的合同,不宜一概认为合同不成立,以合乎当事人的预期。而在合同内容的控制上,建议一是对上述规定的适用范围进行一定程度的细化,因为上述规定适用于商事合同,即使是消费者合同,也可能产生不正义的效果。二是上述规定在消费者合同的适用上,应当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即认定哪些条款肯定是无效的,哪些条款是否有效需要具体审查。

    该成果对违约救济问题进行了探讨。违约救济是预期与保护的实现机制,实际履行是我国合同法或大陆法系国家合同法的通常救济方式。但通常的救济方式并不意味着是当事人唯一的救济方式,其自身必须受到客观现实和效率原则的限制。作者提出一个命题,即如果有合理替代交易时,非违约方不能不合理地坚持实际履行,否则要自己承受因滥用“实际履行权”所遭受的损失。该命题的目的是有效协调实际履行权的界限,避免不必要的社会损失。

    该成果对国家法与民间法进行了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对合理预期与信赖予以保护。合同的治理是复杂的,其不仅仅需要国家法的规范,也需要民间法的规范。两者是二元区分,但并非互相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共同服务于良好合同秩序的形成和发展。

    该成果对预期与信赖保护进行了立法分析与检讨。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统一商法典》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进行了分析。《统一商法典》体现了法律现实主义的精华,目前所兴起的对统一商法典的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反对都没有在实质上产生有说服力的挑战。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也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最典型的是“不一致行为”,它系统地表述了合理信赖的一般原理和规则。我国《合同法》总体上也贯彻了此点,建议以后将一致性原则引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