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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军事思想研究(一)
[来源: - 日期:2005年07月05日 - 浏览 2738 次]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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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编 号 :2003145

项目负责人 :史向辉

项目承担单位 :北华大学古籍所

项目委托单位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

立项起止时间 :20037月—20057

最终完成时间 :20048

 

 

《左传》军事思想研究

 

 

内 容 提 要

《左传》是春秋末年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它记载了春秋二百五十余年的四百八十多次战争事件,包含了丰富的军事思想。其军事思想主要是通过作者对当时战争实践的描述,通过对名将良臣运筹帷幄、评点用兵之道的记载以及作者本人对某些战争的评论表现出来。发掘和深入研究《左传》的军事思想,对于人们认识古代的战争及其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研究《左传》的军事思想有利于我们对春秋时期军事思想的认识。其次,研究《左传》的军事思想可以加深我们对春秋时代战争实践及其特色的理解。关于《左传》军事思想,明清学者有一些研究著作,但仅仅是对材料进行归类整理;当今学者也从不同方面对《左传》军事思想进行了论述,但没能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本文将在明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当今学者的研究经验,运用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对《左传》的军事思想进行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从而揭示《左传》军事思想在我国古代军事宝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本文分两章论述了《左传》的军事思想。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左传》军事思想的特点,包括系统性、古朴性、经验性。

    《左传》军事思想的系统性是由其编年体史书的性质决定的。《左传》按年记述史事,其军事思想分布在对每年战争事件的记载中,同一军事思想会在不同的战例中表现出来。它不能像《孙子兵法》等军事理论著作那样系统阐述军事思想,而是将其军事思想溶于对战争事件及其他有关军事问题的记述中。所以《左传》的军事思想是不系统的、零散的,需要我们去提炼、归纳。缺乏系统性。《左传》军事思想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古朴性。它继承了春秋以前特别是西周时代某些古老的军事传统,并容纳了许多崭新的内容。这一特点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决定的:(1)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军事思想具有历史继承性;(2)西周文化强大的向心力。一方面,在春秋时期,西周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仍居于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西周文化的影响力还是不可代替的,还在社会方方面面起主导任用。另一方面,尽管春秋时期周王室地位下降,但周王作为天下共主仍然有着很强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并不能因为周王室地位的下降而完全丧失,这使得古朴的西周文化的影响力经久不衰。《左传》作为记载春秋史事的历史著作,处处体现了古朴的西周文化的特色,其军事思想也同样具有这种特色。(3)《左传》是儒家经典。其古朴性表现:一是事鬼敬神,在军事行动中伴以卜筮;二是进行战争要以仁为本、崇礼尚德。《左传》军事思想的经验性是指其军事思想都是对列国作战实践经验的总结,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这一点与系统性相辅相成。《左传》军事思想主要是通过作战双方在战争前后有关战略战术原则的言论、《左传》作者对战争事件的评论以及谋臣良将在和平时期的论兵言论表现出来的,这种言论往往都是经验之谈。因此《左传》军事思想需要后人归纳、总结,使之系统化、理论化。

    第二章从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两个方面论述了《左传》军事思想的内容。

    第一节主要论述《左传》的战略思想,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修德讲信,尊礼行义。这一思想要求列国在进行军事斗争时注重以德、信、礼、义服人,特别是从事争霸斗争的五伯。欲使天下诸侯归附,必须重视自身德、信、礼、义的修养,否则难以树立威信,霸业也不会长久。

2养民施惠,增强国力。这是民本思想在军事斗争中的反映,是进行军事斗争的物质基础,也是《左传》战略思想中最根本的一点。要想拥有雄厚的国力,就必须注重与民休息,施民以惠,不可滥用民力,频起战端。

3、尊王室,结与国,孤立敌人。这是春秋五伯在争霸斗争中所推行的战略思想。“尊王室”就是要尊重并维护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以此号令诸侯归附,以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结与国,孤立敌人”就是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诸侯,以孤立对手,最终打败对手,一战而霸天下。

在这三方面战略思想中,“养民施惠,增强国力”重点强调的是发展农工商业,增强国家整体实力,这是其他两点的经济基础。没有国家雄厚的经济力量做后盾,是不可能取得霸主地位的。“修德讲信,尊礼行义”讲的是国家的政治战略。一个国家的政治修明程度、政治信誉是衡量它能否取得与谋求霸权的重要政治价值尺度。“尊王室,结与国,孤立敌人”则讲的是外交与军事战略问题。

    第二节主要论述《左传》的战术思想,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

    1、先声夺人,先发制人。就是在作战中先敌而采取行动,或先造声势以敌,或以强力先行制敌,以速战速决。

    2、示弱诱敌,后发制人。就是示弱以惑敌,使之疏于防备,然后对敌实施突然袭击。

    3、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就是要在敌麻痹大意、无法预料之时,对敌实施打击。

    4、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就是在军事斗争中敌我力量相当,无必胜把握时,适时中止战斗行动;在敌强我弱,无战胜敌人可能时,主动避让,不逞一时之勇。

    5、奇正结合,出奇制胜。就是在战斗行动方面,注重战法的变化,以不同寻常的战法胜敌,如迂回战,突袭战等。

    6、师克在和,不睦则。就是强调军队团结的重要。

    7、避强击弱,乱敌胜敌。就是在战斗行动中避免与强敌首先交战,应先击弱敌,以乱敌部署,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强敌。

    8、骄兵必败,恃强易败。就是在战斗行动中,不要因为胜利而忘乎所以,也不要轻视比自己弱的敌人,否则必遭败绩。

    从总体上看,《左传》所载的战术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十分进步的,几乎囊括了古代战争领域的所有作战原则。有些战术思想是《左传》以前的史籍所未曾见到的,如迂回战)、伏击战。因此可以说,《左传》的战术思想与《孙子兵法》的战术思想相比也毫不逊色。

总之,《左传》军事思想是通过对大量战例的记载与分析表现出来的,因此更具形象性与可信性。尽管它不是军事理论著作,但它在军事领域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军事理论著作。虽然《左传》军事思想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但它的某些战略战术原则及用兵智慧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更深入地研究。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它原名《左氏春秋》,是一部以鲁国为纪元写成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468)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关于《左传》的作者,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我们认为其作者是春秋末年的鲁国史官左丘明。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战争频仍,《左传》记载了这一时期的战争情况,包含了丰富的军事思想。其军事思想主要是通过作者对当时战争实践的描述,通过对名将良臣运筹帷幄、评点用兵之道的记载以及作者本人对某些战争的评论表现出来。发掘和深入研究《左传》的军事思想,对于人们认识古代的战争及其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首先,研究《左传》的军事思想有利于我们对春秋时期军事思想的认识。与春秋时期另一部兵家名著《孙子兵法》相比,《左传》的军事思想有其独特性。《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是对当时和以前战争经验的理论总结,而《左传》的军事思想则是对当时战争经验的形象化演示和验证[1]。正如清代学者李元春所言:“孙吴所言空言也,左氏所言验之于事者也。”[2]因此,《左传》的军事思想无疑也是春秋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研究《左传》的军事思想可以加深我们对春秋时代战争实践及其特色的理解。《左传》作者以一个史学家兼军事家的眼光,记述春秋时期诸侯间的战争,并通过对战斗过程的叙述,尤其是战争指挥者总体上对战争的把握所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战术,从而展现春秋时期战争的特点,并对这些特点加以适当评论,使人们深刻认识当时战争的复杂性,多样性。

    关于《左传》军事思想,明清和民国时期有一些研究著作。明代有陈禹谟的《左氏兵略》(三十二卷),宋征璧的《左氏兵法测要》(二十卷),曾益的《左略》(一卷);清代有徐经的《左传兵法》、《左传兵诀》,李元春的《左氏兵法》(二卷),魏禧的《兵谋》(一卷)、《兵法》(一卷)、《左氏韬钤》(二卷二册),郭鸿熙《左氏兵法正宗》(二卷);民国时期有连华岩的《左氏兵法用例释义》。上述著作除徐经的《左传兵法》、《左传兵诀》,魏禧的《左氏韬钤》,郭鸿熙的《左氏兵法正宗》笔者仅见书目外(前两部书目见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后两部书目见于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兵书通览》),其他七部均见到原书。其中《左氏兵略》、《左氏兵法测要》、《左略》被收入台湾学者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中(大陆版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左氏兵法》、《兵谋》、《兵法》被收入台湾学者编纂的《丛书集成续编》中(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连华岩的《左氏兵法用例释义》为民国时期出版,现藏于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这七部著作是学者们以当时人的眼光分析《左传》用兵之法而得出的成果。这为我们研究《左传》军事思想提供了很大便利。不足之处是:仅仅对材料进行归类整理,未能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理论化总结。

    当今学者关于《左传》军事思想的论文目前见到三篇,即黄朴民的《<左传>军事思想简析》(载于《齐鲁学刊》1996年第2)、廖健琦的《<左传>作者的军事思想》(载于《龙岩师专学报》1999年第2),张丽荣的《论<左传>军事观的二重性》(载于《先秦军事研究》,金盾出版社1990年版)。 上述三篇论文从不同方面对《左传》军事思想做了很好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十分有价值的观点。黄朴民的《<左传>军事思想简析》分两个部分,即《左传》军事思想的特点、《左传》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地位,对《左传》军事思想进行了分析、评价;廖健琦的《<左传>作者的军事思想》以《左传》所记载的几次重大战役为例,从七个方面对《左传》作者的军事思想作了简要的评析;张丽荣的《论<左传>军事观的二重性》主要论述了《左传》军事思想的一个侧面“军事观的二重性”,即因袭传统的一面和重视现实的一面。这三篇论文都没能对《左传》军事思想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总结,但却为我们的深入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本文将在明清、民国时期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当今学者的研究经验,运用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对《左传》的军事思想进行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从而揭示《左传》作为一部断代战争史的重要历史价值。

第一章《左传》军事思想的特点

    通过对《左传》军事思想的分析,我们认为《左传》军事思想具有系统性、古朴性、经验性三个方面的特点。下面就此三个特点做具体论述。

一、系统性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春秋时期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史实,特别对列国间战争的记载至为详细,所占篇幅也最大,因此,《左传》也是一部断代战争史著作,它蕴涵了丰富的军事思想,三国时魏人鱼称之为“相斫书”。 [3]但是,《左传》毕竟是一部史书,它的主要任务是记载史事,战争仅是它所记史事的一部分。因此,它就不能像《孙子兵法》等军事理论著作那样系统阐述军事思想,而是将其军事思想溶于对战争事件及其他有关军事问题的记述中。所以《左传》的军事思想是不系统的、零散的,需要我们去提炼、归纳。

    《左传》军事思想虽然是不系统的,但却是很丰富的,散见于从隐公到哀公各年的记事中,主要表现方式有三:

    第一,对重大战役记载十分详细,所包含的战略战术思想也较为丰富。《左传》所载对争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战役有:公二十八年(632)的晋楚城之战、公三十三年(627)的秦晋之战、宣公十二年(597)的晋楚邲之战,成公二年(589)的齐晋鞍之战、成公十六年(575)年的晋楚鄢陵之战,定公四年(506)吴楚柏举之战;此外还包括一些一般性重大战役,如公五年(707)的周郑繻葛之战、庄公十年(684)的齐鲁长勺之战、公十五年(645)的秦晋韩原之战、公二十二年(638)的宋楚泓之战等。《左传》对这些重大战役整个过程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对战役进行前交战双方君臣之间、将帅之间有关作战方式的言论以及战后总结的描述更为充分,从而揭示了双方胜负的原因,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军事思想。

    第二,对于小规模的战争记载相对简略,但也不乏战略战术原则的展示。《左传》记载了春秋二百五十余年间的四百八十多次战争行动,在这些战争中,重大战役毕竟占少数,而小规模战争占了绝大多数。对这些小规模的战争,《左传》十分注重对每场战争作战方式的记载,这主要体现在战前谋臣良将有关排兵布阵的言论中。有时作者还直接采用“君子曰”的方式对某次战争进行有针对性的评论,以表达作者的军事思想。《左传》对一些小的战役往往用“某伐某”、“某袭某”这样的简略形式记载,即便如此,《左传》作者也时常用几个字给这些小战役作点评,以揭示战争缘起或胜败原因,这其中也包含了作者的战略战术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左传》还记载了一场小规模的海战,即哀公十年(485)的吴舟师攻齐之战。是年春,鲁国与吴、等国联军攻打齐国。其间,吴国大夫“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此为春秋时期海军作战之始”。[4]对此次海战,《左传》没有进行更多的描述。但仅仅从这简单的记载中,我们看到,春秋时期吴齐两个临海国已不局限于陆地作战,而开辟了海上战场,使战争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这是一种崭新的作战方式,说明春秋时期,我国人民已经具有了海上作战经验,出现了海战思想的萌芽。总之,《左传》对大量小规模战争的记载也包含了丰富的军事思想。

    第三,《左传》军事思想还体现在一些大臣在和平时期的言论中。《左传》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对战争事件的记载中,但在各诸侯国大臣有关国家防务问题的言论中亦有体现。著名的言论有:襄公二十七年(546),宋大夫向促成“兵之会”后,宋左师子罕评论兵;昭公四年(538),晋大夫司马侯就如何使国家强大问题与晋平公的对话;昭公二十三年(519),楚国令尹囊瓦增筑城,左司马沈尹对此事进行评论。这些言论都是关于国家安全的全局性问题,内容涉及称霸战略、防御战略等方面,属于战略思想范畴。

二、古朴性

    古朴性是指《左传》军事思想继承了春秋以前,特别是西周时代某些古老的军事传统。《左传》军事思想是由春秋以前军事思想发展而来,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容纳了许多崭新的内容,但前代军事传统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西周时代,在明德崇礼思想熏陶下的军事思想对《左传》军事思想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首先,军事思想属于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思想上层建筑,即社会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身发展规律,具有历史继承性。因此,《左传》军事思想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对春秋以前,包括西周时代军事传统的继承是必然的。只有继承,才能有发展,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次,经过近300(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的发展,西周王朝已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其巨大的影响力遍及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一方面,虽然“春秋是中国奴隶社会的衰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已产生并且日益壮大”,[5]但是西周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仍居于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西周文化的影响力还是不可代替的,还在社会方方面面起主导任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春秋时代仍然是西周社会的延续;另一方面,尽管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王室衰微,诸侯崛起,但周王作为天下共主仍然有着较高的威信。各个诸侯还要奉周王为天子,还要为他尽某些义务。这是由周王与各诸侯之间关系决定的。“自从周初实行分封制度以来,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大变化,即由过去夏殷之王以诸侯之‘长’或‘盟主’的身份,至周则一变而为诸侯之‘君’,诸侯对周王是从属关系,毫无平等之可言……西周王室与各地诸侯建立的虽然是不平等的从属关系,但另一方面却使时人心目中构成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整体,使各地居民对周王室有一定的向心力。”[6]这种向心力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并不能因为周王室地位的下降而完全丧失,这使得古朴的西周文化的影响力经久不衰。因此,《左传》作为记载春秋史事的历史著作,处处体现了古朴的西周文化的特色,其军事思想也同样具有这种特色。

    第三,《左传》作为儒家经典《春秋》的解经之作,全书贯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而孔子是尊周的,最崇拜的人物是周公。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8]“孔子的‘仁’学思想就是从周公敬德思想演变而来……他认为周公是完美无缺的人,所以不遗余力地追求周公之道。”[9]《左传》到处都体现了仁、义、礼、信思想,这是“周公之道”和孔子思想的精华,在《左传》的军事思想中同样充满了这些思想,进一步体现了《左传》军事思想古朴性的一面。

    《左传》军事思想的古朴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事鬼敬神”,在军事行动中伴以卜筮。

    远古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人们在自然界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于是产生了对超自然力量的畏惧和崇拜,“事鬼敬神”观念随之产生。人们把社会生活中一切事情都向鬼神“请教”,以求得解决的办法。夏商周三代一直保持这种传统。所谓“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10]正体现了这一点,只是“事鬼敬神”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夏周“远之”,而商则“率民以事神”。

    同鬼神打交道的方式就是卜筮,卜筮是两种方式。卜是指用火龟甲取兆,据以推测吉凶;是指用草占卦。卜筮有专职人员。卜筮的内容上自国家大事,下至帝王贵族们的私人生活,无所不包,其中对军事行动的卜筮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商周时代对军事行动的卜筮十分盛行,随着社会的进步,到春秋时期这种方式虽然受到质疑,但在受传统观念影响很深的《左传》中,依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左传》关于卜筮决定军事行动的记载共有16处,反映了《左传》军事思想古朴性的一面。

    《左传》以卜筮指导军事行动的记载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卜筮战争胜负情况,其次是卜筮是否出兵以及战前卜筮选将。

    卜筮战争胜负情况的有:

    公十五年(645)晋遇饥荒秦输米以救之;而秦遇饥荒,秦向晋买粮食遭晋拒绝。于是秦发兵伐晋,双方大战于韩原(今陕西韩城县西南)。战前,秦“卜徒父筮,吉。涉河,侯车败。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果然如卜徒父所筮,晋“三败及韩”,“秦获晋侯(晋惠公)以归”。

    公二十四年(636),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带率狄军进攻周襄王,使周襄王逃到郑(今河南襄城县南)公二十五年(635),秦穆公将军队驻扎在黄河边,准备送周襄王回朝。晋大臣劝晋文公勤王,于是就出兵勤王是否可行的问题,“使卜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晋又让卜“筮之”,得到结果为:“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天子降心以逆公……”于是晋文公出兵平叛。正如卜筮所预言,平叛获胜,晋文公朝见周襄王,“王享,命之”。

    公三十一年(629),“围卫,卫迁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市)。卜曰三百年。”果如这个占卜所预言,卫不但于第二年,趁“狄有乱”而“侵狄”,最终迫使“请平”,而且“卫从此年(指迁帝丘之年,即公三十一年)以后历十九君,积四百三十年”。[11]

    文公十一年(616),长狄之国鄋瞒侵袭齐国又攻打鲁国。“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冬十月甲午,败狄于鹹(今山东巨野县南,一说在今山东曹县境),获长狄侨如。”

    宣公十二年(597),“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者皆哭。楚子退师。”然而,此次占卜的良好形势,未能长久,楚军再次围郑,经三月攻入郑,迫使郑请和,双方交换人质。

    成公十六年(575),郑叛晋附楚,晋兴兵伐郑,楚援郑,遂与晋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会战。战前,楚叛臣苗贲皇向晋厉公陈述自己的作战意图,晋厉公命占,结果“吉”,卦里说:“南国蹙;射其元王,中目。”如占所预言,楚军战败,楚共王被晋将魏琦射中眼睛。

    昭公十七年(525),吴伐楚,楚令尹子瑕“卜战”,结果“不吉”,司马子鱼“请改卜”,得“(即司马子鱼)也以其属死,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于是吴楚“战于长岸(今安徽当涂县西南)。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

    哀公六年,吴伐陈,楚昭王念楚“先君与陈有盟”,“乃救陈,师于城父(今河南宝丰县东)。”“卜战不吉,卜退不吉。”昭王决定出战,却在战斗进行时病死于城父。

    卜筮是否出兵的有:

    哀公九年(486),郑武子賸为属下许瑕取封,而围宋雍丘(在今河南县治)。于是宋伐郑。“晋赵鞅卜救郑”,得结果“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晋乃停止救郑。第二年,赵军伐齐。

    哀公十七年(478),晋赵率兵围卫,齐援卫。赵说:“我卜伐卫,未卜与齐战。”于是撤兵回国。

    哀公二十七年(468),晋荀瑶帅师伐郑,齐救郑。荀瑶说:“我卜伐郑,不卜敌齐。”遂撤军。

    占前卜筮选将的有:

    公十五年(645),秦晋韩原之战前,“晋卜右,庆郑吉”。但由于此前庆郑曾指责晋惠公的倒行逆施,因此晋惠公“弗使”。

    哀公十七年(478),由于陈在楚内乱时袭楚,“楚既宁,将取陈麦”。楚惠王以卜决帅,武城尹(即子西之子公孙朝)吉。遂用,“使帅师取陈麦”。

    哀公十八年(477),“巴人伐楚,围鄾(今湖北襄阳旧城东北)。初,右司马子国之卜也,观瞻曰:‘如志’故命之”。“如志”,杜预注: “子国未为令尹时,卜为右司马,得吉兆,如其志。”[12]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到,卜筮在春秋时代的军事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左传》军事思想还保持着古朴性的最重要证据。根据《左传》所载,战争中选择将领要卜,是否出兵作战也要卜,卜筮还能判断战争胜负,预测战争中将帅的死伤,预测战后安排,而且往往奇中。其实,这些并不能证明卜筮之神奇,只能说明春秋时期浓厚的“事鬼敬神”思想仍然存在。

    但是,春秋时代的社会毕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事鬼敬神”思想笼罩下的社会也不断迸发出进步思想的火花。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对卜筮决策军事行动的传统提出了质疑,《左传》作者如实记载了这些史事,并且给予积极的评价。前文引《左传》哀公十八年,楚子国被任为右司马,与他事前占卜结果一致。此后,巴人伐楚,楚惠王便没再占卜,直接任命子国为帅。又请任命副手,楚惠王依然没有占卜,说:“寝、工(二者皆楚官名),勤先君者也。”这是指寝尹吴由于、工尹固都在吴楚柏举之战中有战功,因此任二人为副。这则记载反映楚王已不完全依赖卜筮选将,而是以军功判断将领的水平。《左传》作者对此事进行评价:“惠王知志。《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其是谓乎!《志》曰:‘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作者对楚惠王的选将方式是十分赞赏的,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卜筮选将的弊端。但作者还是认为有这种水平的人只有像楚惠王这样的“圣人”才“不烦卜筮”。对卜筮决定军事行动表示怀疑的记载还有:公十一年(701),楚之战前,楚大夫屈瑕欲占卜出师吉凶,大夫斗廉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斗廉所言说明卜筮对军事行动的指导地位已有所动摇。城之战,晋文公选帅,郤縠 、先皆以德才当选,而卜。哀公十年(485),晋赵帅师伐齐,有人请占卜,赵说:“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袭吉。”赵已对卜筮的正确性表示质疑,如果卜筮准确,怎么能“卜袭吉”呢?哀公二十三年(472),晋荀瑶伐齐,长武子请卜,荀瑶说:“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龟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齐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荀瑶虽然仍相信卜筮对军事行动的指导作用,但已经认识到出师不是必须以卜筮决断。应当承认这些春秋时期的进步思想已逐渐占据选将之主流。虽然如此,传统观念在《左传》中仍占重要地位,否则作者也不可能不厌其烦地记载那些卜筮预言应验的战例。

    2、进行战争要以仁为本,崇礼尚德。

    以仁为本,崇礼尚德,这是《左传》军事思想古朴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它源于西周礼治文化的影响。要求在战争中也要讲仁德、信义,反对乘人之危,恃兵而不务德。此外,崇礼还要求在战争中遵从礼所规定的尊卑上下的等级,即使敌对双方也不例外。

   《左传》军事思想反映了春秋以前的某些战争原则,即“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13]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利用敌国有国丧的时机发动进攻,不乘敌国有天灾人祸时发动战争,这是为了爱护敌国的百姓。这实际上正是受西周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作战原则,而为《左传》军事思想所继承,体现了以仁为本的思想。

    襄公十九年(554),“晋士匄侵齐及谷,闻丧而还,礼也。”是年,齐灵公死,齐有国丧。晋士遵从“不加丧”的传统战争原则,引兵回国,《左传》作者对此极为赞赏,称赞这种行为合于礼。而对于趁别国有丧而加兵者,《左传》作者则予以批驳。襄公十三年(560),楚共王死,吴乘楚丧之机攻楚,结果大败。《左传》作者评曰:“吴为不吊。《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吊”,杨伯峻注:“吊与淑字古本一字,淑,善也;吊亦善也。”[14]作者又借晋范宣子之口,评吴“不德也”。

    昭公二十七年(515),吴又利用楚有国丧(上年,楚平王死)攻打楚,被楚军阻截,同时吴国内发生动乱,楚军听说此事,便收兵回去。楚大夫郤说:“乘乱不祥。”吴再违背“不加丧”的传统作战原则,而楚却遵守了“不因凶”的古训。可见吴更注重实利,楚则遵行传统道德规范。楚向来被视为“蛮夷”,连“蛮夷”都遵守“不因凶”的传统作战原则,足见这些原则的影响力。作者以这种方式宣扬了礼的魅力。

    有罪,“保小寡”,[15]行义战,反对谋私利。公二十二年(638),由于上年“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在母亲成风劝说下,鲁公发兵伐取须句,并把须句子送回国。公为扶助弱小,而出义师,没有谋取私利,《左传》赞之“礼也”。而文公七年(620),鲁文公乘晋国内有立君之争伐,“取须句,置文公子焉”。据杜预注:“须句,鲁之封内属国也,僖公反其君之后,邾复灭之。”[16]作者评此事“非礼也”。为什么有如此评价呢?据杨伯峻注:“此与公二十二年传‘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正相对。彼以归其君、复其国为‘礼’,此则其国,而以他人为守须句之大夫,故为‘非礼’。‘文公子’者,据杜注,为文公之子,其时叛邾而在鲁。”[17]公二十二年伐未谋私,完全是行义战,所以“礼也”,而文公七年伐却为谋己利,行不义之战,违礼背德,当然“非礼也”。可见,《左传》是赞成崇礼尚德的传统规范的。

    《左传》反对“以乱平乱”。宣公四年(605)不和,鲁宣公及齐惠公为两国调停,而人不接受,于是宣公发兵攻。《左传》作者评论:“非礼也。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左传》这种战而不忘行礼的思想随处可见。

    《左传》崇礼尚德思想涉及战争记载的方方面面。文公十四年(613)文公卒,鲁文公遣使吊唁,由于礼仪不敬,居然发兵讨伐。对此事件的记载,说明《左传》对礼的重视程度。在记载战争时,凡涉及崇礼尚德的事,《左传》一律详加记述。齐晋鞍之战,齐军战败,晋将韩驱战车追击齐顷公,追上后却以礼事之,“再拜稽首,奉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18]晋楚鄢陵之战,晋将郤至在战场上同样礼事楚共王:“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使者而退。”[19]两国交战,你死我活,无不欲置对方于死地,而春秋时代的战场上却出现这样一番彬彬有礼的情景,足可以说明古代军礼影响之深远。《左传》对战场上双方崇礼尚德的行为详加描写,其根本目的就是推行传统价值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崇礼是贯穿于其军事思想的主线。另外,《左传》在军事方面对礼的重视还表现于对周代传统班爵的重视与列国军队数量的控制上。成公十八年(573),“晋士师。季文子问师数于臧武仲,对曰:‘伐郑之役,知伯实来,下军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军,如伐郑可也。事大,无失班爵而加敬焉,礼也。’从之。”襄公十四年(559),“晋侯舍新军,礼也。成国(指大国)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晋于公二十八年(631)增建三军,使其军队达六军。尽管为避免违背“王六军,大国三军”[20]的制度,新增三军,称三行,但实际已六军。现舍所新增三军,已符合周制,故称之“礼也”。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左传》并不是对春秋以前的作战原则一概赞扬。宋楚泓之战中,宋襄公遵行传统作战模式——“重伤,禽二毛”,“不鼓不成列”。[21]对此,《左传》详载子鱼对宋襄公的批评,表现了对子鱼所言的赞成。

三、经验性

经验性指《左传》军事思想都是对列国作战实践经验的总结,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应当说,经验性与系统性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特点是由《左传》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左传》是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它按年代顺序记载春秋的史事,包括战争史事。而《左传》的军事思想也正是通过对这些史事特别是对战争史事的记载反映出来。其表现形式有作战双方在战前战后有关战略战术原则的言论,《左传》作者对战争事件的评论以及谋臣良将在和平时期的论兵言论。无疑这些思想都是就事论事的经验之谈,而非系统化的军事理论。由于《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四百八十多起战争,其作战模式多种多样,论兵言论丰富多彩,使得这些经验性的军事思想几乎涉及战争的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下面,我们以晋楚城之战为例分析《左传》军事思想经验性的表现。

    公二十八年(632),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在卫地城(约当今山东城西南临集,一说在今河南开封陈留附近)进行了一场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战役,史称城之战。是役奠定了晋称霸中原的基础。《左传》对这场战役做了十分详细的记载,包含了丰富的军事思想。

    首先,看战役前的情况。

宋楚泓之战,宋战败。宋襄公在战后不久死去,即位的宋成公被迫与楚媾和。随着晋力量不断强大,“宋以其善于晋侯也,楚即晋”[22]公二十七年(633)“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左传》以先、狐所言阐述其战略战术思想。先所言“报施、救患”是指晋文公在逃亡过宋时,“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23]今宋有难当报宋施予之恩,救援宋。“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就是说通过救援宋以报宋恩,并因此而在诸侯中树立威信,稳定霸业。先这番言论就包含了争霸的战略思想,即欲成就霸业,必须以德服天下,有德者才可使天下人归附。正如孟子所言:“以德行仁者王”。[24]而狐所言体现了一种战术思想——攻其所必救。晋弱于楚,如果出兵直接攻楚,不但要面对远程行军打击强敌的不利态势,而且晋军侧背极有可能遭受楚之与国曹、卫的打击。于是狐建议攻击楚必救之国曹、卫,诱使楚驰援,以解宋围。

晋文公采纳先、狐的策略,“侵曹、伐卫”[25]以救宋。“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人之谋,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26]这段记载体现了一些战术思想。曹军采用打击晋军士气的策略。晋军攻曹久攻不破,战死者很多,已影响晋军士气。而曹军又将晋战死士兵尸体列于城,以此进一步打击晋军士气。孙子曰:“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27]如此形势,极有可能导致晋军战败,影响晋救宋战略顺利实施,所以晋文公“患之”。为扭转不利局面,晋文公采纳了众士兵的惑敌之计——扬言“舍于墓”。杨伯峻注曰:“晋师拟宿营于曹人墓地,则曹人坟墓势必有被发掘者。此墓沈钦韩《补注》谓即《周礼·春官·墓大夫》之墓,所葬皆曹之国人,曹军之主力,故主力因恐发其祖墓而凶惧也。”[28]曹军果然中计,恐慌起来,并将晋军尸体装进棺木送出来,晋军趁曹军军心动摇,加紧攻城,并取得胜利。这里双方采用的都是打击对方士气的策略,只是方式不同。

晋军用“侵曹伐卫”之计,以楚军来援;楚虽派军援卫,却并未除宋围,宋派人再次来晋告急。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晋文公忧虑,说:“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曰:“使宋舍我而齐、秦,借之告楚。我执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怒顽,能无战乎?”[29]之计所反映的战略思想是:利用矛盾,争取与国,增强已方的实力,削弱敌人,为决战创造有敌于己的态势。晋文公依计而行,事态发展,果如先所料。

    其次,看战役进行的情况。

    楚成王看出战场形势于楚不利,令楚将子玉收兵。子玉执意要战,并派楚大夫宛春使晋,要求晋复卫侯君位并把土地退还曹,楚也释宋围。对此,先建议:“……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30]由此可见,先的战术思想:抓住战机,将计就计,诱敌决战。

    对作战过程记载:“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郤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31]这段记载体现《左传》的战术思想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兵贵用奇,出奇制胜;其二,避实击虚,先打弱敌;其三,示形作伪,巧布疑兵。[32]

    楚成王引古代兵书《军志》内容:“有德不可敌。”狐对“退避三舍”原因的解释:“师直为壮,曲为老……退三舍避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其仇。”《左传》评价城之战中的晋:“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33]上述三条记载再次反映《左传》的战略思想:以德服人。

    由以上战例分析,我们初步了解了《左传》军事思想经验性的特点。在《左传》四百八十多次战争行动中,同类作战经验会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多次经过战争实践证明,显示了它们的普遍性。

    综上所述,《左传》军事思想具有系统性、古朴性、经验性的特点。虽然《左传》不是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但是它通过记载大量战例所展示的军事思想却是极其丰富的。清代学者李元春曾给予《左传》以很高评价,他说:“《七书》中《太公六韬》为先,而识者或以为伪书;次若《孙子》十三篇、《吴子》六篇确有可据矣,乃皆在《左氏春秋传》后,则《左氏》固兵法之祖也。《左氏》喜谈兵,叙兵事往往委曲详尽,使人如见其形势、计谋,故其为文不得不然。亦以兵事诡秘如所谓《军志》者,不必有传书,其传者皆名将之所志,疆场临时之所用,故具书以告后人,是又安见孙吴所言非即据《左氏》诸所述者以为蓝本乎?”[34]足见《左传》军事思想的价值。因此,我们后人有责任对《左传》军事思想进行系统化、理论化总结。

第二章《左传》军事思想内容

第一节《左传》的战略思想

    本章开始论述《左传》军事思想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左传》的战略思想和《左传》的战术思想。首先分析《左传》的战略思想。

    毛主席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35]“战略思想是指导军事斗争全局的基本观点。它是战略指导者在筹划指导军事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对战略问题的理性认识……”[36]《左传》战略思想反映了春秋时期指导列国军事斗争全局的基本观点。下面分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修德讲信,尊礼行义

    这是《左传》战略思想的最重要内容,并通过列国军事斗争的实践表现出来。列国军事斗争都以这一战略思想为基本出发点,这其实也是衡量春秋时代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

    “修德讲信,尊礼行义”是《左传》军事思想古朴性特点的重要表现。这一思想源于周公政治哲学思想之一——敬德思想。[37]西周初年,周人看到专恃天命而君天下的商王朝走向覆灭,产生了对天命的怀疑,所谓“惟命于常”[38]、“天命靡常”[39],就是这种表现。因此,周人在坚持“有保留的天命观”[40]的同时,以敬德思想济之。这种敬德思想一直是我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包括战争在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春秋时代作为西周社会的延续,所受影响更为深刻。“国之大事,在祀与[41],所以战争作为当时社会的两件大事之一,必然打上“德”的烙印。

    “修德讲信,尊礼行义”是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早中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将“修德讲信,尊礼行义”确定为春秋时期列国军事斗争的战略思想,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左传》所记载的很多军事行动都体现了这一战略思想。从大国争霸战略特别是五伯(按金景芳先生观点,春秋五霸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42])争霸战略到中小国家的防务战略都遵循了这一战略思想。现分国论述如下。

    1、齐

    齐桓公被称为五霸之首,在列国中最先称霸。齐桓公于庄公九年(685)即位,公十七年(公元前643)去逝,在位43年。期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43]成就一代辉煌霸业。庄公十五年(679)(今山东鄄城县)之会是其霸业之始,公九年(651)的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东境)之会是其霸业之顶峰。到公十七年管仲和齐桓公相继去逝,“五公子皆求立”,齐国内乱,导致齐霸业衰落。

    总结齐桓公称霸的战略思想之一就是以德、信、礼、义服膺天下。《左传》作者详细记载了有关史事,把自己有关这方面的观念溶于其间。

    公七年(653),齐桓公与鲁公、宋桓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母(今山东鱼台县境),谋伐郑。这是由于郑文公“逃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之盟故也。”[44]“首止之盟”是指公五年(655),齐桓公与诸侯会周太子郑于首止的事。周惠王后“宠少子带,惠王有废太子之意,故齐桓公作首止之会,尊王太子郑以安定之。此会固非惠王之意,故惠王间郑,使之逃盟”。[45]针对谋伐郑这件事,“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于是,齐桓公“修礼于诸侯”,诸侯便将贡于周天子的方物集中于齐以献于周天子。齐桓公修礼也使“郑伯使大子华听命于会”。而郑大子华违反父命,欲“以郑为内臣”的代价,要求齐桓公除掉郑大夫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现齐郑媾和。齐桓公“将许之”。管仲劝谏说:“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违此二者,奸莫大焉。”齐桓公说:“诸侯有讨于郑,未捷,今苟有,从之亦可乎?”管仲回答说:“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帅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何惧?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君其勿许,郑必受盟。夫子华既为大子,而求介于大国以弱其国,亦必不免。郑有叔、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齐桓公接受了管仲的劝告,拒绝了子华的要求,后子华于公十六年(644)被郑文公所杀。由此可见,齐桓公争霸的战略思想之一是以德、信、礼、义服天下,号召诸侯归附,“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合诸侯以崇德也”都体现了这种思想。

除了齐伐郑逃盟这一事件比较详细地记载了齐桓公以德、信、礼、义争霸天下的战略思想而外,还有两条记载也突出地反映了齐桓公这一争霸战略。

    公四年(656),齐桓公率诸侯伐楚,楚成王派大夫屈完前往诸侯联军驻地,以求媾和。齐桓公“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并对屈完威胁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当时,齐虽率领八国联军攻楚,但孤军深入楚地,面对强楚,无必胜把握;楚虽强大,但对联军威势亦有所畏惧,不敢开启战端。于是,双方达成和解,“屈完及诸侯盟(即召陵之盟)”。是役,齐楚虽未能接仗,但齐桓公却显示了自己重德、信、礼、义的战略意图。屈完所言“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就是齐楚召陵(在今河南郾城东)之盟的条件。齐桓公作为中原诸侯霸主,为使各诸侯国归附,十分注重保持自己“崇德”的形象。既然楚已做让步,承认“包茅不入”之罪,并愿与齐结盟,齐即接受楚盟,树立“崇德”形象,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因此,齐楚召陵之盟的缔结也是齐桓公以德、信、礼、义服诸侯战略思想的表现。

    齐桓公去世后,齐霸业虽衰,但其以“德、信、礼、义”服膺天下的战略思想仍在起作用。公二十六年(前634年),齐孝公率师伐鲁,鲁公派展喜齐师。齐孝公问展喜,鲁人凭借什么不怕齐军?展喜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恐。”齐孝公乃还。展喜能外交辞令退齐师,说明齐孝公还重视保持齐桓公树立的威望,重视作为公后继人的自身形象,不愿背上背信弃义的恶名。鲁为周公子伯禽封地,齐为大公吕望封地,当初二公辅佐周室,立有大功,成王赐盟约,让两国“世世子孙,无相害也”,齐桓公为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团结中原列国。齐孝公作为继公霸业者,也必须以信义为号召,才能赢得人心。展喜正是抓住这一点进行外交努力,方使鲁免受一场兵灾。可见,齐桓公所奉行的以“德、信、礼、义”服膺天下的战略思想仍对孝公有很强的影响。

    2、晋

    晋文公继齐桓公之后称霸。晋文公于公二十四年(636)即位,到公三十二年(628)去逝,在位仅九年时间,然而这九年却是晋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晋文公在城之战中,以胜众,战胜强楚。战后,晋文公在(今河南原阳西南)会盟诸侯,成为霸主,奠定了晋霸业的基础。晋文公去逝后,晋的霸业又持续了八十多年。

    晋文公争霸的战略思想之一就是:以德、信、礼、义为号召,以服膺诸侯,而且侧重于信、义。他的后继者也基本遵循这一战略思想维持霸业。《左传》对有关这方面的史事均详录,表达了作者的倾向性。

    晋楚城之战中,晋文公为解楚对宋之围,侵曹伐卫,执曹伯而分曹、卫之田与宋。战后,只恢复了卫侯的君位,没有复曹伯位。此时正赶上晋文公有病,于是曹伯小臣侯獳贿赂晋掌卜之官,让他“以曹为解”,对晋文公说:“齐桓公为会而封异性,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与卫偕命,而不与偕复,非信也;同罪异罚,非刑也。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46]闻听此言,晋文公很高兴,便恢复了曹伯君位。可见,晋文公非常重信、义。对这样一小插曲,《左传》如此详录,足见作者对军事斗争中德信礼义的重视。

    《左传》还详细记载了晋文公在军事行动中重信、重义比较突出的事迹。

    公二十五年(635)“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余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左传》借晋文公所言阐明战争中讲信的重要。

    公三十年(630),晋、秦围郑郑派大夫烛之武退秦师,秦背弃与晋联合伐郑之约而退兵。晋大夫狐请求晋文公攻秦师。晋文公说:“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武。吾其还也。”晋军遂撤走。晋文公不忘秦穆公助他回国登君位之恩,而不对秦背盟的行为予以讨伐是为重义也,故《左传》详记。

    将帅是贯彻执行国家战略思想的主要力量,因此,为将帅者必须注重德、信、礼、义,不可背德弃信、重利轻义,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左传》通过对晋军将帅言行的记载,表达了这种思想。

    首先,将帅在军事行动中要重义轻利,反对乘人之危。

    成公六年(585)载:“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师于鍼,卫人不保。说欲袭卫,曰:‘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卫唯信晋,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若袭之,是弃信也。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乃止。”鍼(今河南濮阳县附近)为卫卫又是晋之盟国,且有孙良夫、宁相二大夫参加联军行动,所以,联军屯兵卫国鍼附近。卫鍼人没有设防。晋夏阳说想乘机袭卫,“多俘而归”,遭到主帅伯宗拒绝。伯宗说,晋若攻卫,“虽多卫俘”,但失去信义,今后怎样求得诸侯拥护?晋大夫伯宗不因小利而丧失信用,维护了晋国长远利益的行为,也是信义思想的表现。

    重信轻利的晋军将领,《左传》还记载了不伐有丧之国的士(前文已述),不攻有乱之国的赵[47]

    其次,重视为将之德。

    《左传》十分重视为将之德。城之战前,“晋郤縠卒。原将中军,胥臣佐下军。”对此事,《左传》评论“上德也”,杨伯峻注:“先以下军佐跃为中军帅,故云尚德。上即尚”。[48]可见《左传》对选将重德是非常赞赏的。凡涉及将德的史事,《左传》往往不惜笔墨,着力记载。在对各诸侯国将领的记载中,晋军贤将最多。《左传》对这些品德高尚的将领极尽赞美之辞。襄公十三年(560),晋荀罃、士卒,晋悼公派士统中军,士认为自己不如荀偃,遂让位于荀,自己甘为辅佐;随后韩起又让上军位于赵武,自己为辅佐。《左传》对此事作长篇评论:“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黡为敢违也。晋国以平,数赖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乎……”如此德才兼备的晋军将领还有郤克、范文子、栾书。郤克作为晋军主帅勇于揽过,不推诿责任;在齐晋鞍之战中,郤克、范文子、栾书都为晋军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却均推功于他人,不争名利。[49]《左传》对他们的事迹都一一详录,以昭后人。

    《左传》也记载了晋国一些不守信义的行为,从反面表明作者观点:欲争霸天下,必须修德讲信,尊礼行义,否则将丧失威信而导致“失诸侯”。[50]

    3、楚

    楚之霸业成于庄王时代。楚庄王即位于文公十四年(613),卒于宣公十八年(591),在位23年。楚庄王即位前,晋楚争霸已多年。虽然在公二十八年(632)之战中,楚战败,但仅暂时阻止楚挺进中原的势头,并未伤楚元气。此后,楚依然不断北进。庄王即位后继续与晋争霸,在宣公十二年(597)与晋战于邲(今河南荥阳市北),晋战败,楚庄王夺得霸主地位。成公二年(589),楚庄王子共王在蜀(今山东泰安市西)地大会诸侯,除晋外,所有中原国家都参加了,这把楚庄王的霸业推到了顶峰。

    楚向来被视为蛮夷(《国语·晋语八》有:“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曰:“我蛮夷也……”),但为争霸中原,也要适应中原的价值观念。因此,楚庄王争霸的战略思想也是:以德、信、礼、义为号召,以服膺诸侯,并且侧重于德、礼。其后世在争霸斗争中也继承了这一思想。《左传》均以褒扬的态度予以记载。

    首先,伐昏乱而不贪己利。

    宣公十一年(598)冬,楚庄王因陈发生夏征舒杀陈灵公之乱,率军伐陈,杀夏征舒,并把陈作为一个县纳入楚之版图。楚大夫申叔时使齐回来,并未赞扬楚庄王昏乱的“义举”。楚庄王派人责问申叔时。申叔时说:“夏征舒其君,其罪大矣;讨而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楚庄王听后称善,并复封陈。这则史料反映了晋楚争霸过程中,楚尚无力灭陈,倘灭之,则无力长久统治之,故复封陈。但楚庄王因此而树立了重义尊礼的形象,《左传》也赞扬之“有礼也”。楚平王亦采用同样方式对待昏乱之国。昭公十六年(526),“楚子闻蛮氏之乱也,与蛮子之无质也,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既而复立其子焉。”《左传》赞扬之“礼也。”晋大夫士会说:“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51]《左传》通过士会所言表达了对伐昏乱之国的赞同,但反对因贪己利而灭其国的行为。

    其次,“而伐之,服而舍之”。

    这是楚庄王“以德柔服中小国家”[52]的策略。宣公十二年(597)春,楚庄王因郑附晋而围攻郑。三月后攻陷郑,郑襄公“肉袒牵羊”以迎楚军。楚庄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庄王说:“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于是楚军后撤三十里,与郑讲和。晋大夫士会赞之曰:“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刑也;柔服,德也。”[53]楚庄王还以同样方式处理了与宋的争端。宣公十四年(595)楚使申舟使齐,经宋而未事先向宋请求借路,宋遂杀申舟。楚庄王闻此事,立即率军围宋,历时九个月 ,宋难以支撑,出现了“易子而食,析”的惨象。宋要求楚退兵三十里,然后讲和,庄王便接受了宋的要求,“宋及楚平”。[54]

    此外,《左传》也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楚背德无礼的事件,以此阐明了修德尊礼对成就霸业的重要。

    4、吴越

    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加入争霸者行列,已是春秋末期。吴王阖闾于昭公二十七年(515)即位,定公十四年(496)去世,在位期间奠定吴霸业的基础。而其子夫差在吴的霸业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吴的霸业最终是在夫差手中实现的。越王勾践于定公十四年即位,卒于战国初年。在位期间,与吴争霸,最终灭吴而成就霸业,成为春秋时代最后一位霸主。

    吴越争霸更注重实际利益,其战略思想中没有重德、信、礼、义的内容。《左传》记载了吴德的事件,从反面论证了:德者,霸业难长久维持。

    哀公七年(488),吴派人来鲁征“百牢”,鲁臣子服景伯认为不合周礼,欲不给,而吴人不同意。子服景伯评曰:“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因为“周……制礼,上物不过十二”,而吴“弃周礼,而曰必百牢”。《左传》通过子服景伯之口痛诉了吴背德弃礼的行为,预言其将亡,霸业难久。果然,吴霸业终,于哀公二十二年(473)为越所灭。

    5、其他诸国

    其他各诸侯,郑庄公曾有“小霸”之称,终因条件所限,未能成就霸业;秦穆公有被列入五霸之说,但之战,为晋所败,东进受阻,转而经略西戎,仅霸西戎,与中原诸侯霸主无缘;宋襄公有称霸之志,但实力有限,泓之战,为楚所败,霸业夭折。因此,上述三国争霸之战略思想在《左传》中基本没有反映,仅宋臣子鱼有些许论之。

    公十九年(641),宋襄公让文公杀死鄫国国君来祭祀次的土地神,以求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是年,“宋人围曹,讨不服也。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

    子鱼所言意在说明,欲霸天下,当重修德,德厚,天下人自可归附。

    中小国家为维护其自身安全也把“修德讲信,尊礼行义”作为其战略思想,而且特别强调重信。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左传》有很多记载。

    郑子展说:“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55]

    齐晏婴说:“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56]

    鲁子服景伯说:“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将焉保?”[57]

    可见,小国与大国相处,必须重信,不可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小国只有做到重信,大国才能以仁德待之,否则必将“兵乱日至,亡无日矣。”郑处晋楚两强间,为自保,今日亲晋,明日附楚,结果常常遭受兵祸,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

    “修德讲信,尊礼行义”是《左传》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于致力于争霸事业的国家来说,推行这一战略思想,必须富国强兵,使国家拥有雄厚的实力。只有以实力为后盾,才可以德、信、礼、义争霸中原,服膺天下。《左传》不赞成宋襄公式的仁德,正说明了这一点。对于那些中小国家来说,推行这一战略思想,也同样要使自己有一定实力,保持国家的稳定,否则德、信、礼、义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