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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军事思想研究(二)
[来源: - 日期:2005年07月05日 - 浏览 2750 次]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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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民施惠,增强国力

    这是民本思想在军事斗争中的反映。它源自西周时代的重民思想,这种思想到春秋时代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左传》两次提到“民,神之主也”,[58]两次引用《大誓》里的话:“民之所欲,天必从之”[59](今本《尚书·大誓》没有这两句话),充分说明当时的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小民不可轻“。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60]《左传》也清醒地认识到百姓的支持是军事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在《左传》所记的战例中往往反映这样的思想:“以德和民”[61]与民休息,施民以惠,以固国本;而失民心者将不攻自败。

    首先,“息民而用之”,[62]要求统治者不可频起战端,使民劳顿;当与民休息,施惠于民,蓄积国力,然后才可对外用兵。

    齐鲁长勺之战前,曹刿觐见鲁庄公,“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63]曹刿与庄公的对话表明: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欲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凭借小恩小惠、神灵保佑都是不行的,必须真心实意为民办事,体察民情,知民冷暖。

    《左传》对晋文公养民施惠作了十分精彩的评述。“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榖,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64]“出定襄王”将在下文详述。“入务利民”的措施有:“弃责薄敛,施舍分,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65]从这条材料看,所谓“养民施惠”主要是实施利国利民的经济措施:减免债务,解决民困,通商宽农,发展经济,以厚民生;重申“工商食官”,发展手工业。“伐原示信”,上文已述。《左传》通过这段评述,充分肯定晋文公“一战而霸”的根本原因在于养民、教民,增强国力,从而阐明欲取得争霸斗争的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

    继晋文公之后,《左传》又详细记载了晋悼公重视人民群众力量,在争霸大业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史事,进一步体现了《左传》“养民施惠,增强国力”的战略思想。

晋悼公在晋复兴霸业(邲之战后,晋一度霸业衰落)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突出一点就在于他的安民政策。即位之初,他采取了一系列利民措施:“施舍、已责,逮鳏寡……乏困,救灾患,禁淫,薄赋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66]“已责”,杨伯峻注:“责同债,免除百姓对国家之拖欠。”[67]“时用民”,杜预注:“使民以时。”[68]“欲无犯时”,杨伯峻注:“不因私欲侵占农时,晋文公初即位时亦如此,见《吕氏春秋·原乱篇》,悼公则效而行之。”[69]这些措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从而为晋“复霸”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左传》评价这些利民的经济政策及其他措施:“民无言,所以复霸也。”[70]

晋悼公还采纳了魏绛的和戎政策。襄公四年(569)山戎国嘉父派使到晋,请求晋与各部人媾和。晋悼公想不答应。魏绛极力劝晋悼公答应人的媾和要求,并指出与人媾和有五利:“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荐居”杨伯峻注:“谓逐水草而居。”[71]第一利即戎狄逐水草而居,重财货而轻土地,晋可以收买他们的土地。“边鄙不耸,民其野,人成功,二也。”“耸”,杜预注:“惧也”;“狎”,杜预注:“习也”;[72]“穑人”,杨伯峻注:“疑为当时管理边农田之人。”[73]第二利即和后,戎不再犯边境,百姓可安心在田野里耕作,收割的人可以完成任务。“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师徒不勤,甲兵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安,五也。”上述“五利”,最重要的两条即第一、二利,都是利民的。收买人土地,可以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和后,边境安宁,百姓可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这些均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增强国家实力,为争霸斗争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其第四利应当说也是利民的,“师徒不勤”是说军队不必四处争战。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服役人员平时散在村社为农,战时临时征集为兵。”[74]军队不必出兵争战时,其成员就会专心耕作,这无疑保证了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晋悼公在襄公九年(564)伐郑后,又采纳了魏绛的息民之策。一方面,“输积聚以贷。”就是把积聚的财物转运出借给百姓。“自公(晋悼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结果“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指公室、公有司)无禁利,亦无贪民”;另一方面,厉行节约。“以币更,宾以特牲,器用不作,车服从给。”就是祈祷用币帛代替牺牲,招待宾客只用一种牲畜,新的器物不再制作,车马服饰只求够用。这些措施实行一年后,“国乃有节,三驾而楚不能与争。”“三驾”,杜预注:“三兴师。谓十年师于牛首,十一年师于向,其秋观兵于郑东门……”[75]晋悼公息民之策,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大的。《左传》用晋悼公“复霸”措施的史实,证明以民为本,安民、利民,才可使国家富强,使霸业得遂。

    楚庄王在争霸斗争中,十分重视百姓生计。宣公十二年(597),楚庄王率军围郑,晋军前往救郑,未到郑,闻郑与楚媾和。晋大夫士会评论道:楚“昔岁入陈(指宣公十一年征陈,上文已述),今兹入郑,民不罢,君无怨讟,政有经矣。”杨伯峻注:“怨讟,同义词连用。君无怨讟者,谓民对君无怨讟也。”[76]晋大夫书评道:“楚自克庸(指文公十六灭庸,此时庄王在位)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从晋两大臣的评价可知,楚庄王是非常注重人民生活的,也正因此,楚多次征伐,而民无怨言。楚庄王在临死前对群臣的嘱托之辞,进一步体现了他的重民思想,他说:”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77]庄王所言,意在告诫群臣,欲成就霸业必须加惠抚恤百姓,并且要善用民力。庄王死后,楚遵照庄王遗训,实行“惠恤其民”的政策,清理户口,免除人民对国家的债务,施舍鳏夫,救济困乏,赦免罪人,然后才对外用兵。[78]

    楚庄王之后,又有楚平王因未抚民而不肯伐吴,不与吴争州来。昭公十三年(529),“吴灭州来,令尹子旗请伐吴。王许,曰:“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州来在吴,犹在楚也。子姑待之。”楚平王前任楚“灵王用其民”,[79]造成国内混乱,而“平王以诈两王而自立,恐国人及诸侯之,乃施惠百姓”。[80]可见,楚平王是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而吴争州来的。平王所述四大困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中,“未抚民人”放在第一位,表明平王已认识到民为本,民是最重要的,民之未抚,是不可对外用兵,不可从事争霸斗争的。随后,平王采取了一系列抚民措施:“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特,单身民),救灾患;孤寡,赦罪戾;,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并且“息民五年,而后用师”《左传》评之“礼也”[81]对平王先抚民而后用之十分赞赏。然而三年后,吴攻楚,楚先胜而后败,此役非楚平王主动用兵。而楚主动出兵伐城州来,确是息民五年之事。综观平王抚民之策,内容涉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皆强国之良策,如果楚能很好贯彻执行,争霸于天下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据楚左司马沈尹所描述,平王虽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是却于国内大兴土木,“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并没有达到“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仇”[82]的抚民目的。因此杜预注:“《传》言平王所以不能霸。”[83]

    体现“养民施惠,增强国力”这一战略思想的典型史事,《左传》所记还有两条。

    文公二年(625),“秦孟明视帅师伐晋,以报之役。”结果“秦师败绩”。“秦伯犹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赵成子言于诸大夫曰:‘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左传》借用晋大夫赵衰的评论,说明重施于民而强国者是不可战胜的。

    襄公二十七年(546),宋向“欲诸侯之兵以为名”,晋、楚均已同意,而“齐人难之”。齐大夫陈文子说:“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兵,而我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于是齐也同意了。陈文子认为,如不同意兵,会使百姓产生离心倾向,就无法用民了。可见,重民在当时已深入人心,谁丧失民心,就无法在军事斗争中得到人民的支持。

    其次,弃民者民必弃之。如果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滥用民力,征伐不止,必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导致战争必败。关于这方面楚申叔时、沈尹做了很好的论述。

    成公十六年(575),郑晋,晋伐之,楚救郑。楚司马子反在战前访问楚老臣申叔时,询问此役楚军胜负。申叔时认为德、刑、详、义、礼、信是克敌制胜的手段,运用这些手段,就会“民生厖,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而“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谁致死?”申叔时的评论说明,不施惠于民,违农时以用兵,不惜劳民,使人民看不到国家的信用,是为弃民,弃民者,战则必败。是岁,旁楚在鄢陵之战中败于晋。

    昭公二十三年(519),楚令尹囊瓦为防备吴进攻而增筑城。沈尹认为仅靠城来保卫幅员广大的楚是不行的。必须做到“慎其四境,结其四援”,使人民安居本土,农事正常进行;保证“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只有这样,国家才有保障,何必修建之城墙。并说:“今吴是惧,而成于,守已小矣。卑之不获,能无亡乎?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不亡何待?”预言楚将有败亡之祸。

    “弃民者民必弃之”,《左传》作者多次表达了这种思想,意在强调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安民、抚民,百战百

    隐公四年(719),卫州吁杀卫桓公而自立,并用攻郑来安定卫百姓。鲁大夫众仲评曰:“以德和民,不闻以乱和民……夫州吁弑其君,而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不久,州吁在陈被杀。

    成公三年(588),“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如,讨赤狄之余焉。廧如溃,上失民也”。

    昭公二十四年(518),“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沈尹曰:此行也,楚必亡抚民而之,吴不动而速之,吴踵楚,而疆场无备,能无亡乎?”不久,吴灭巢和钟离。

    公元年(494),楚公子申评吴王阖闾与夫差:“庐……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死知不旷……夫差……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吴于哀公二十二年(473)为越王勾践所灭,夫差自缢而死。

    《左传》总结春秋史上这些弃民而兵败的典型史事说明它已深刻认识到在军事斗争中获得民众的支持是极端重要的,告诫统治者要爱惜民力,施惠于民,不可违背农时,穷兵黩武。民安则国安,民富则国富,国富才有进行战争活动的坚强物质基础。所以,“养民施惠,增强国力”成为《左传》一项重要战略思想。

()尊王室,结与国,孤立敌人

    “尊王室”是春秋五伯中齐桓公、晋文公提出的主要政治战略。“尊王室 ”就是尊重并维护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以此号令诸侯归附,讨伐臣之国。晋大夫狐对“尊王”的战略意义做了很好的概括:“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84]

    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强调“尊王”,是因为春秋早中期,周王室的政治影响力还存在,列国“尊王”的传统观念还存在。周天子所具有的政治向必力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其号召力也是不可低估的,其地位是任何大国也无法代替的。所以,大国争霸实质上争的是诸侯之长,而非周王之位。霸主只有获得周王的策命,才算取得合法地位,才可以代天子号令诸侯,得到列国支持。齐、晋作为中原大国,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深明“尊王”的重要意义。

    齐桓公“尊王”在五霸中堪称楷模,《左传》记齐桓公“尊王”的史事有:

    庄公十四年(680)由于宋背与齐的北杏之会,齐桓公率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杜预注:“齐欲崇天子,故请师,假王命以示大顺。”[85]于是,周大夫“单伯会之。取成于宋而还。”

    庄公二十七年(667),“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以其立子也。”次年,“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

    公五年(655),周惠王欲废太子郑(后来的周襄王),而立少子带,齐桓公遂率诸侯“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

    公七年(653)末,周“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史记·周本纪》云‘惠后生叔带,有宠于惠王,襄王畏之’),不立,发丧,而告难于齐。”次年初,齐桓公率诸侯“盟于,谋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后发丧。”

    公九年(651),齐桓公在癸丘大会诸侯,周王派宰孔赐公祭庙肉,公将下拜。宰孔传周王命:“以伯舅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公对曰:“天威不违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下拜?”于是降阶参拜,升堂受命。

    公十二年(648)公派管仲为周王室和人讲和。

    从上述齐桓公“尊王”史事可见,桓公无论做任何事都要树立自己“尊王”的形象。伐不服从自己的国家,要“请师于周”,以表明这是代天子行征伐之权;对不敬周王室的国家,坚决讨之,以维护天子的共主地位;对周王位继承问题也要进行干涉,以安定王室;对周王倍加礼遇,决不背弃君臣大礼;调和王室与人的矛盾,以避免战事。正因为公“尊王”的行动精细,获得周王的信任,从而使诸侯集中于他的周围,成就一代霸业。《左传》对齐桓公处处维护周王的正统地位十分推崇,如对齐桓公首止之会评曰:“谋宁周也”,对之盟评曰:“谋王室也(谋安定王室)”。

    晋文公“尊王”主要表现在“出定襄王”与土之盟两个历史事件上。《左传》公二十四年(636)载,周襄王同母弟王子带率狄军攻打周襄王,周襄王逃亡到郑(今河南襄城县南),并派使向鲁、晋、秦告难公二十五年(635),秦穆公驻军于黄河边上,准备护送周襄王回国。晋大夫狐劝晋文公出兵勤王,以取信于诸侯。于是晋文公辞退秦军,两路出兵,右翼部队捉住王子带,并将他处死,左翼部队迎接周襄王并送他回王城,此勤王义举,周襄王十分感激,赐给晋文公阳樊(今河南济源西南)、温(今河南温县西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欑茅(今河南修县北)等地。

    晋文公“出定襄王”为称霸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取得了周王室的信任。城之战后,晋文公“作王宫于践土”[86],召开诸侯大会,周襄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由此,晋文公终于取得了中原霸主的合法地位。晋文公还与诸侯立下誓言:“皆奖王室,无相害也……”这是他以书面形式表达的“尊王”政策。《左传》评之“是盟信也”。对晋文公“尊王”事迹的详细评述,充分体现《左传》对“尊王”以求霸者十分赞赏。

    至于楚、吴、越三国没有打“尊王”旗号,是因为他们所处地理条件与中原不同,又皆已自称为“王”,自然不把周王放在眼里。所以,他们成就的霸业虽然各有其特点,与中原列国相比,则主要是依靠强大的武力征服。在传统观念中,它们仍被视为蛮夷,因此,在战胜后,吴王夫差“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87]越王句平吴后,率兵北进,“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88]说明他们都想为自己的霸权得到中原列国承认找到政治根据。

    春秋五霸之所以成就霸业,“结与国”也是关键的一条。五霸在争霸斗争中都坚持团结多数国家的力量,集中打击最强劲的对手。五霸在团结盟国方面都有一套自己的策略。关于这方面内容,陈恩林先生在《论春秋五伯的争霸战略》一文中曾做过十分精辟的论述,简述如下:

    齐桓公的结与国策略表现为“亲邻”与“攘夷”。“亲邻”即联合中原华夏国家,攘夷即伐戎狄、抑强楚;晋文公“结与国”策略表现为:联合齐秦,侵曹伐卫,集中力量伐楚;楚庄王“结与国”策略表现为:柔服中小国家,征伐中间国家,团结齐、秦,克庸击晋;吴王阖闾“结与国”策略表现为:结晋、鲁,东并大越,西击强楚;越王勾践“结与国”策略表现为:结齐、亲楚、附晋以制吴。

    总之,我们认为,《左传》一书从总结春秋时期二百五十余年的战争实践中,提出了“修德讲信,尊礼行义”;“养民施惠,增强国力”;“尊王室,结与国,孤立敌人”三方面战略思想。在这三方面战略思想中,“养民施惠,增强国力”重点强调的是发展农工商业,增强国家整体实力,这是其他两点的经济基础。没有国家雄厚的经济力量做后盾,是不可能取得霸权的。“修德讲信,尊礼行义”讲的是国家的政治战略。一个国家的政治修明程度、政治信誉是衡量它能否取得与谋求霸权的重要政治价值尺度。“尊王室,结与国,孤立敌人”则讲的是外交与军事战略问题。

第二节《左传》的战术思想

    瑞士军事家若米尼说:“战术即军队在战场上的机动和投入冲击的各种布置。”[89]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90]

    两位军事家对“战术”的表述大致意思是相同的,战术就是进行战斗的方法。战术思想就是指导军事斗争中具体战斗行动的基本观点。《左传》记载的战争行动中反映了极为丰富的战术思想,同一战术思想经常在不同的战斗中表现出来,用战争实践证明了战术思想的正确性。我们将《左传》战术思想归纳为八个方面,并选取典型战例,逐条分析、论述。

 ()先声夺人,先发制人

    这是一条较为古老的战术思想,周代早期的军事著作《军志》中就有“先人有夺人之心”,是这一战术思想的具体表述。《左传》分别在文公七年、宣公十二、昭公二十一年三次引用《军志》这段话。《尉缭子》中也论述了这一战术思想:“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胜于此则胜彼矣。”[91]

    先声夺人、先发制人,都是指在作战中先敌而采取行动,以收速胜之效。但二者又略有区别。先声夺人“谓用兵时先张扬自己的声威以摧折敌人的士气”,[92]就是在进攻敌人时,造声势以震慑敌人,使之军心动摇,无心恋战,放弃抵抗,主动退出战场,以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先发制人是指:“先下手取得主动权,可以制服对方。”[93]就是作战时,先行迅速出击,造成敌措手不及,仓猝应战,以此在敌心理产生巨大压力,打乱敌作战部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战胜敌人。先发制人不必造势敌,而以实力与速度敌。

    首先,先声夺人的战例。

    隐公十一年(712),鲁、齐、郑联军攻许,郑大夫瑕叔盈举着郑庄公的旗帜弧率先登上许城,并向四周挥动旗帜遍招郑军士兵,同时喊道:“君登矣!”郑军士气大振,全部登城。许庄公逃奔卫国。瑕叔盈举郑庄公旗帜登上许城,并声称国君已登城,这种造势策略一方面鼓舞郑军士气,另一方面震慑了许军,动摇了其继续作战的决心,因此,许军迅速败北。

    成公十六年(575),晋楚鄢陵(今河南鄢陵县)之战中,晋楚双方交战一天,楚军损失较大,楚共王左目被射伤。战至夜间,双方才休战。晋军将领苗贲皇传令全军:“蒐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显示了极强的作战决心。而此时晋军也已精疲力竭,能否再战已是未知数。苗贲皇做出如此部署,意在威慑楚军。楚军将领子反虽然也命令楚军:“察夷伤,补卒乘,甲兵,展车马;鸡鸣而食,唯命是听。”但此时楚军的实力与士气都不及晋军,因此作战决心也不强。苗贲皇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才下达再战的命令,并且故意放走被俘的楚军士兵,让他们把晋军已做好再战准备的情况告知楚共王,以求造声势而震慑敌军的效果。楚共王“闻之,召子反谋”,而子反却“醉而不能见”。本来作战意志就不坚定的楚共王彻底失去了再战信心,只能叹之:“天败楚也夫!”于是趁夜退军

    襄公十八年(555),晋平公与诸侯联军伐齐。双方战于平阴(今山东平阴县东北)。齐灵公拒绝夙沙卫守险的建议,专守不足为险的防门(在今山东平阴县东北约三十二里处)。结果齐军受挫,士兵多数战死。晋大夫范宣子威胁齐大夫子家说:“……鲁人、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人,既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同时晋军“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先,舆曳柴而从之。”制造大军压境的假象。齐灵公十分畏惧,只身先逃,齐军也于夜里逃跑。

    其次,先发制人的战例。

    文公七年(620)秦康公护送晋公子雍回晋即君位,晋中军帅赵盾和诸大夫拒绝接纳,率军抵御秦军,双方战于令狐(在今山西猗氏县西)。战前,赵盾认为不可缓慢行军,应迅速出兵击败秦军,他指出:“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于是晋军“训卒利兵,食,潜师夜起”,败秦师于令狐。晋军先发制人,使秦军仓猝应战,故秦军打败。

    宣公十二年(597),晋、楚两国大战于邲。作战之初,楚令尹孙叔敖说:“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于是楚“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晋军不知所措,大败。楚军先行出击,乱晋军阵脚,灭晋军士气,故速胜。

    昭公二十年(522),宋元公与大夫之族华氏、向氏发生矛盾,并杀了华氏、向氏的人质。华氏家庭的华登逃亡到吴国,并于第二年率吴军攻宋。此时齐大夫乌枝鸣在宋国戍守。宋厨大夫建议说:“《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及其且未定也伐诸!若入而固,则华氏众矣,悔无及也。”乌枝鸣从其计,大败吴军。宋、齐联军抓住战机,趁吴军劳师而立足未稳,先发制人,使之无还手之力。

    “先声夺人,先发制人”是用于进攻作战的战术思想。实施这一战术的一方必须拥有强于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且要尽量速战速决。应当说,它是强者的战术。《左传》所记战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千百年来,这一战术思想久用不衰,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示弱诱敌,后发制人

 “示弱诱敌,后发制人”就是能而示之不能,强而示之弱,借以迷惑敌人,使之疏于防备,然后对敌实施突然打击。《左传》所记战例如下:

隐公九年(714),北侵郑,郑庄公率军抵御,但很担心郑军车兵难敌军,公子突建议:“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得逞。”依公子突之计,郑军大败军。公子突的战术:佯败示弱以骄敌,诱敌冒进,半路设伏而击之。

    文公十六年(611)楚发生大饥荒,人攻楚;庸人率群蛮楚;人率百将攻楚。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楚人谋划迁至(在今湖北当阳县东北二十里之长,一说在今湖北襄阳县西)。蒍贾认为不可,主张攻打庸而吓退国和百。于是楚军出兵,十五天后,百罢兵。楚军伐庸,庐(楚,当在今湖北省南漳县东五十里)大夫梨的部属子扬窗被庸俘获后逃回,要求加派大军。大夫潘尪说:“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于是楚军又与庸蛮军交战,七次作战,楚军均假装败走。庸人认为:“楚不足与战矣。”并且放松了对楚军的防备。楚军趁庸轻敌骄纵之时,兵分两路,并联合秦军、巴军灭掉了庸。楚军七战佯败,示弱于敌,乘敌设备之时,后发制人,出奇兵败之。

    襄公十三年(560),楚共王卒,吴乘丧侵楚。楚大夫养由基率军先行迎敌。司马子庚率军继之。养由基对子庚说:“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之。”子庚从之,与吴战于庸浦(今安徽无为县南),大败吴军。吴以为楚有丧,无心对外作战,必弱。楚军将计就计,以弱之,吴军骄,则必疏于防范,结果中计。

    襄公十四年(559)楚因为上年庸浦之战的缘故,派楚共王之弟子囊在(今江苏六合县)发兵准备攻打吴。而吴军不出战,楚军就回去了。子囊殿后,“以吴为不能而弗儆”。吴军从舟的险道对楚军拦腰截击,楚军不能彼此相救,被吴军击败。是役,吴军能而示之不能,示弱以骄楚军。据险拦击,后发制之。

     襄公二十五年(548),舒鸠叛楚。楚令尹子木率军讨伐,吴军救援舒。作战之初,吴军被楚左右两翼部队夹在中间,双方对峙七天。楚子强等五大夫所率左翼部队战斗力较弱,为避免久处敌境(战斗在舒境内进行)的不利局面,子强建议由他率左翼部队中五大夫的家兵去引诱吴军来战,由其他四大夫简选精兵,摆开阵势以待吴军。大家依计行事。结果吴军中计,大败。随后楚左右两军会合灭舒。是役,楚左翼部队以弱师吴军,使之疏于防备,冒然进兵,被楚精锐部队伏击,惨遭败绩。

    昭公二十三年(519),吴人伐州来,楚司马薳越奉楚平王之命率楚军及诸侯军队驰援。吴军在钟离(在今安徽凤台县东北)抵御联军。吴公子光认为:“……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陈整旅。”吴王从之。用三千名囚徒先攻胡、沈和陈各军,三国军队争着俘虏囚徒。吴囚徒有的奔逃,有的停止不前,三国军队乱了阵脚,吴军趁机打败三国军队,楚军也大败而逃。吴公子光的歼敌战术关键的就是“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陈整旅。”就是让吴军先头部队故意放松戒备,“示之以不整以之”,[94]后续部队巩固军阵、整顿师旅,准备歼敌。先头部队“不整”,就是以假象示弱于敌,以此诱敌放松戒备,后续部队则迅速攻击,歼敌于未明真前。《尉缭子》有“兵有去备彻威而胜者,以其有法故也。”[95]就是指此种战术。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曹操注:“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李筌注:“兵不厌诈。”[96]战争中重谋略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突出特点。“示弱诱敌,后发制人”极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欲使“示弱”真正起到“诱敌”的作用,就必须善于运用谋略,这就要求战争指挥者具有高超的智慧与指挥艺术,必须做到知己知彼,充分认识自己的实力,明确敌方的特点,以有的放矢,确定“示弱”的方式以及后发制敌之策。上述战例或佯败示弱;或抓住敌弱点,将计就计制造假象;或能而示之不能以诈敌,运用得都十分巧妙。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这也是一条古老的战术思想。周代早期军事著作《军志》有之[97],《孙子兵法·计篇》有之,《六韬》也有类似论述:“动莫大于不意,谋莫大于不识。”[98]关于这一战术思想,曹操认为:“击其懈怠,出其空虚。”杜佑认为:“击其懈怠不备之处,攻其空虚之涂也。”李筌认为:“击懈怠,袭空虚”[99],因此“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就是要乘虚而攻敌,在敌人麻痹大意不设防备时攻之。在敌人意料到时采取行动。《左传》对这一战术思想也颇为推崇,关于这方面的战例很多。

    首先,“击其懈怠不备之处”。

    公十一年(701)人把军队驻扎在蒲(今湖北应城市西北),要和随、绞、州、四国进攻楚军。楚大夫斗廉对莫敖屈瑕说:“郧人军其郊,必不。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今湖北钟祥县郢州故城)以御四,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师,四必离。”于是从斗廉计,大败师。此役,人倚仗随、绞、州、四国助战以及其城坚固,疏于防备,懈怠而无斗志。斗廉正是利用人这一弱点,出其不意夜袭成功。

    文公十七年(610),周大夫甘歜乘人喝酒而无戒备之机,发兵击败之。

    昭公十二年(530),晋伪称会齐师,向鲜虞借路,却灭掉鲜虞属国肥,并顺路伐鲜虞。次年,晋全军出动,而鲜虞仍未加强边境地区防御,遭晋军袭击,大败。晋两次袭击鲜虞均得手,并且战果极佳,第一次灭鲜虞属国,第二次“大获而归”[100],均是趁其不备而突袭的结果。

    其次,“出其空虚”。

    庄公十五年(679),“诸侯为宋伐郳,郑人间之而侵宋。”据《春秋》载:是年“宋人、齐人、人伐郳。”可见,此时,宋国内空虚,而郑于当年春刚刚与齐、宋、陈、卫会盟,宋自然不会防备郑,所以郑钻了宋的空子而侵宋

    襄公十年(563),“人间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东。”“时晋、楚相争,齐、鲁、宋等皆参与”[101] 人正是乘鲁参与晋楚相争之机,伐鲁东,出其空虚,以图利。

    定公五年(505),“越入吴,吴在楚。”上年,吴楚大战于柏举(说法不一,一说在今湖北麻城市东北;一说在举水入长江口以南的举洲;一说即麻城市东南举水所出的龟峰山)。楚军战败,吴军攻入楚都。如此造成吴国内空虚,于是越人乘机举兵攻吴。

《左传》在记载有关“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一战术思想的战例时还表明:运用这一战术时必须谨慎,欲真正做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一定要保证作战计划不被泄露,否则将被敌利用以反击。定公七年(503),齐伐鲁,鲁臣阳虎打算夜里攻击齐军。然而齐军却得到这一情报,假装没有防备,设下埋伏以待。鲁孟氏家臣处父和鲁大夫苫夷坚决反对这一作战计划,于是夜袭齐军的计划取消,鲁军躲过了这次劫难。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推崇备至的战术思想。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极有利于取得胜利的只有三个因素:出敌不意、地利和多面攻击。”[102]把“出敌不意”放在第一位,可见对这一战术思想的重视。但克劳塞维茨的“出敌不意 ”与我国军事思想中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实践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侧重实力,即“使敌人在某一地点面临远远出乎他意料的优势兵力”[103];后者侧重谋略,即如何用假象迷惑敌人,使敌人放松警惕,然后再予以突然打击。这种不同也正是东西方军事思想的差别。

 ()允当则归,知难而退

    这是周代早期军事著作《军志》所阐述的战术思想,被《左传》所引述。“允当则归”是说两军力量相当,无必胜把握,就应当适可而止;“知难而退”是说敌强我弱,无战胜敌人的可能,就应当主动避让,不做无谓的硬拼。《孙子兵法》有“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104],《吴子》有“见可而进,知难而退”[105]都是有关这一战术思想的表述。关于这方面的战例,《左传》记载了很多。

    首先,“允当则归”。

    成公十八年(573),楚子重伐宋,宋向晋告急。晋“韩献子为政”,认为:“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强,自宋始矣。”于是,晋悼公派兵救宋,楚军还。晋楚争霸,此时晋占上风,实力强于楚,而且在成公十六年(575)的晋楚鄢陵之战中,楚军战败,形势不利于楚。因此楚量己之力而选择退兵。

    宣公十五年(594),楚庄王率军围宋。宋派使向晋求救,晋景公欲救之。大夫伯宗说:“不可,古人有言:‘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藏疾,瑾瑜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晋景公就没有发兵救宋。此时,楚实力正强,而晋刚在邲之战中败于楚,心有余悸。虽两国实力相当,但晋无必胜把握。为了国家长远利益,必须忍辱负重,不可蛮干,而逞一时之勇。伯宗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建议不救宋的。

    其次,“知难而退”。

襄公二十六年(547)楚康王伐郑,郑人将御之。子产说:“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于勇,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若何从之?”于是郑没有抵抗楚军,但并非不进行防备,楚军攻郑城门时,“县门发”。子产专守防御的策略是根据“晋楚将平,诸侯将和”的战略形势,量己力而做出的决定。战则不利于郑,不但战胜不了楚军,还使郑又处于附晋亲楚的尴尬境地,国家又将战乱不止,不得安宁。

    《左传》还用大量反面战例表明:面对强敌,不自量力,逞一时之勇,必遭败绩,从而危害国家长远利益。

    隐公十一年(712)郑息因言语不和而产生矛盾,息便伐郑,结果息军大败。《左传》评之:息“不度德,不量力,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息小郑大,且息、郑均姬姓之国,本应亲近,而息却仅因口舌之争而举兵伐郑,实在不自量力。

    公二十年(640)随率汉水以东诸侯楚。楚斗縠於菟率军伐随,媾和后回国。《左传》评之:“随之见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

    公二十八年(632),晋楚城之战前,晋文公通过“侵曹伐卫”,争取了许多盟国,特别是齐、秦两大国的加盟,使得晋军实力大增。楚成王认清了这一不利于楚的形势,引用《军志》“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者不可敌”的内容劝大夫子玉罢兵。而子玉却一意孤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使楚军惨败,自己也落得自杀的下场。

    宣公十二年(597),晋楚邲之战前,晋大夫士会已看到楚国实力正强、晋军不可与之战的现实,指出:“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支持主帅荀林父的退兵主张。而中军佐先縠却坚决主张打,并且不待将令,擅自出击,使晋军仓猝上阵,大败于楚军。战后先縠被追究战败之责而遭杀戮。

    襄公八年(565),郑侵,获司马公子。郑国人都很高兴,唯独子产不认为是好事,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得宁矣。”这番有远见的言论却遭其父子国的斥责。郑本小国,处于晋楚两霸之间,应行韬诲之策而自保,却偏要建立武功,攻打楚之与国蔡,“侵即向楚挑衅隙”[106],楚岂可袖手旁观?果然,是年冬,楚兴兵伐郑。而且正如子产所言,郑因此又游移于晋楚之间,无所适从,此皆因郑之不自量力,目光短浅。

    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107]“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就是告诉人们在战争中如何更好地保存自己。这一战术思想表明,在战争中,当敌强我弱时,决不可逞一时之勇,轻率地与敌硬拼,当避则避,知难而退。这决非惧敌,而是保存自己的实力,待条件成熟时,再与敌战。

 ()奇正结合,出奇制胜

 “奇正”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常用术语。孙子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曹操注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李筌注曰:“当敌为正,傍出为奇。”梅尧臣注曰:“动为奇,静为正。”孙子又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张预注曰:“两军相临,先以正兵与之合战,徐发奇兵,或捣其旁,或击其后,以胜之。”[108]另外,《尉缭子》有:“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109]唐代军事家李靖认为:“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110]关于奇正的解释,当代学者黄朴民先生总结的至为明确:奇正“指军队作战的特殊战法和常用战法。就兵力部署言,以正面受敌者为正,以机动突击者为奇;就作战方式言,正面进攻为正,侧翼包抄偷袭为奇;按一般作战原则为正,采用特殊作战原则为奇。”

 ()师克在和,不睦则

    这是指团结在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孙子兵法》阐述了预知作战胜利的五种情况,其中一条就是:“上下同欲者胜。”[114]强调军队团结的重要。《左传》在记载战争时,也十分重视军队团结问题,楚大夫斗廉所言“师克在和,不在众”[115]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左传》强调在战斗中要保证将帅和,将士和以及与国和。

    在将帅之和方面,《左传》对晋军内部团结的史事记载很多。

    公二十七年(633),楚与诸侯围宋,晋决定攻打曹、卫以救宋。出兵前确定中军主帅人选时,赵衰推举郤縠,认为他德行礼义皆佳。随后狐让上军主帅于狐毛,赵衰又让卿位于栾枝、先,晋文公属下将帅和睦,谦让有礼。这是第二年城濮之战胜楚以称霸于天下的重要条件。

    成公十三年(578),秦桓公引导狄人和楚攻晋,晋出兵迎战。鲁大夫孟献子赞扬晋军道:“晋帅乘和,师必有大功。”果如所言,晋与诸侯联军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北)大败秦军。孟献子的话表明团结一致是军队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重要前提。

    《左传》还通过战争史实表明,将帅不和,军令不一,必然导致战争失败,有时还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晋楚邲之战,晋军将帅战和意见不一,下属将领违抗军令,结果导致晋军战败,损失惨重,晋霸业中衰。

将士和的战例不多,典型者仅一件,但从《左传》对这样一件小事详记也可看出作者非常重视主帅与基层士兵的团结。宣公十二年(597)冬,楚庄王率军攻打萧,申公巫臣向庄王报告:“师人多寒。”庄王听罢,亲自巡视三军,抚慰并勉励广大士兵。三军战士十分感动,“皆如挟”,士气大振,楚军迅速攻占萧城。可见,将士和的关键是为将者必须爱护士兵,体察他们的疾苦,这样才能鼓舞士气,使士兵作战英勇无畏。

盟国的团结也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隐公十年(713),宋、卫、蔡为盟国,宋、卫却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攻进郑,而伐郑属国戴时才通知蔡一同出兵。蔡人对此十分生气,三国联盟出现裂痕。郑军围戴,第二天即克,俘获三国军队。《左传》评三国速败的原因:“不和而败。”

军队作为一个特殊的武装集团,团结显得格外重要,团结才能保证军令、政令的贯彻执行和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才能保证军队有高昂的士气,不被敌人乘虚而入,这是一条不变的真理。

 ()避强击弱,乱敌胜敌

    这也是一条古老的战术思想。千百年来,它一直被军事家们所青睐。《孙子兵法》有:“兵之形,避实而击虚。”[116]《吴子》有:“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117]避实击虚就是避强击弱,“实”即充实,指兵力集中而强大;“虚”即空虚,指兵力分散而薄弱。这一战术思想要求在作战中应尽量避免与强敌首先交战,应先击弱敌,以打乱敌作战部署,后集中优势兵力与强敌决战,取得最终胜利。《左传》所记典型战例如下:

    公五年(707),周桓王率领周军与、卫、陈等国军队讨伐郑,双方在繻(今河南宛陵县北)大战。郑子元向郑庄公建议用左方阵来对付蔡军和卫军,用右方阵来对付陈军。他认为,陈有动乱,百姓没有战斗意志。如果先攻击他们,他们一定奔逃,周桓王的部队就要去照顾他们,必乱其阵容。卫军队支持不住,也一定争先奔逃。此后,郑军集中兵力对付周军,就可以成功。郑庄公采纳了子元“避强击弱”的战术,命令郑军左右两方阵击鼓进军,、卫、陈军一起奔逃,周军因此混乱。郑军遂集中两边兵力攻周军,周军大败。

    公八年(704),楚武王伐随,驻军于汉、淮之间。随贤臣季梁建议先向楚人表示投降,“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但随侯宠臣少师却主张:“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随侯接受少师建议出兵抵御楚军。季梁又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季梁之计意在避敌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先击敌弱师,借以打乱敌阵形,最终战胜楚军。但随侯没有采纳季梁的良策,从少师意见直接与楚战斗力强的部队左师交战,结果随军大败。随军犯了兵家大忌----以弱敌强。

    成公十六年(575),晋楚鄢陵之战中,楚逃将苗贲皇向晋厉公建议说:“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于王卒,必大败之。”晋厉公采纳了苗贲皇的建议以精锐部队打击楚战斗力较差的左右军,然后集中兵力打击楚中军,大败楚军。

    从上述战例可知,若要运用好“避强击弱,乱敌胜敌”的战术思想,必须真正找到敌军弱点,这就要求明察敌军客观情况,做到“知彼”,然后正确分析、判断,找准敌之弱点。刘伯承元帅说:“找弱点,造弱点,打弱点,不容援救其被打之弱点,这是使敌人在我进攻面前,既无招架之功,更无回手之力,置敌人于死地而后已的战法。”[118]

 ()骄兵必败,恃强易败

    这是《左传》多次强调的战术思想。一个胜利之师往往会产生骄傲情绪,一个强师面对弱旅时往往也会产生骄傲情绪,这种情况经常造成转胜为败。

    首先,骄兵必败。

    公十三年(699),楚莫敖屈瑕伐罗,大夫斗伯比送之。回来的路上,斗伯比对其御者说:“莫敖必败,举高,心不固矣。”于是要求楚武王增派部队,被武王拒绝了。武王把此事告诉了夫人邓曼,邓曼认为,屈瑕骄傲于蒲战役(公十一年屈瑕与斗廉大败郧军之役)的胜利,将会自以为是,一定轻视罗国,如不戒饬和督察,他将会不设防。并劝楚武王接受斗伯比的建议。于是武王派兵追赶屈瑕,然而为时已晚。屈瑕傲慢地在军中通令:“者有刑!”在渡鄢水(源出于湖北保康县西南,今名蛮河)时,楚军秩序混乱,并且不设防,结果罗军与卢戎军两面夹击,楚军大败,屈瑕自杀身亡。主帅骄,则全军骄,这样军队岂有不败之理。

    成公十六年(575),郑子罕攻宋,宋将鉏、乐惧在汋陂(今河南商丘与宁陵之间,一说安徽寿县南)打败了他。胜利后,宋退兵驻扎在夫渠,却不加戒备。郑军乘机设伏兵,在(今河南宁陵县南)打败宋军,并俘获将鉏、乐惧。《左传》评之:“宋恃胜也。”

    定公九年(501),齐景公为了卫国率军攻打晋夷仪(今河北邢台市西)获得胜利。卫灵公率军去攻打晋的五氏(今河北邯郸市西),经过中牟(今河南汤阴县西,一说在今河北邢台市与邯郸市之间),中牟驻有晋战车千辆,因此中牟人欲攻卫。逃亡在中牟的卫大夫褚师圃说:“卫虽小,其君在焉,未可胜也。齐师克城而骄,其帅又贱,遇,必败之,不如从齐。”于是伐齐,败之。齐军“克城而骄”,定是疏于防备,被中牟人乘隙。

    其次,恃强易败。

    襄公十一年(562),秦庶长长武率军攻晋以救郑。长鲍先侵入晋领土,晋大夫士率军抵御,他认为秦军人数少而不加防备。长武从辅氏(今陕西大荔县东不足二十里)渡河,与一起攻打晋军,结果晋军大败。《左传》评之:“易秦故也。”士认为秦军人数少,而轻视秦军,其败恃强所至。

    定公三年(507)鲜虞人在平中打败晋军,并俘虏晋大夫观虎,《左传》评之:“恃其勇也。”杨伯峻注:“言观虎之被俘,由于恃一人之勇故。”自恃其强者,必轻敌,轻敌者,必遭败绩。

《左传》通过这类战例表明:兵骄起于主帅,主帅骄,自然疏于对下属的约束,结果造成全军皆骄,这样的军队战则必败。主帅是一个军队的灵魂,他的个人心理素质直接影响全军士兵的精神面貌,因此军队统帅必须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

《左传》关于古代战术思想的记载还有很多,我们仅将它分八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总体上看,《左传》所载的战术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十分进步的,几乎囊括了古代战争领域的所有作战原则。有些战术思想是《左传》以前的史籍所未曾见到的,如迂回战、[119]伏击战。[120]因此可以说,《左传》的战术思想与《孙子兵法》的战术思想相比也毫不逊色。

结束语

    通过前面的论述,现将本文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左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它记载了春秋二百五十余年的史事,特别是对春秋时代的战争事件记载十分详细,因此它又是一部断代战争史,包含了丰富的军事思想。

    《左传》军事思想有其特殊性,包括系统性、古朴性、经验性。

    《左传》军事思想的系统性是由其编年体史书的性质决定的。《左传》按年记述史事,其军事思想分布在对每年战争事件的记载中,同一军事思想会在不同的战例中表现出来,缺乏系统性。《左传》军事思想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古朴性。它继承了春秋以前特别是西周时代某些古老的军事传统,并容纳了许多崭新的内容。这一特点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决定的:(1)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军事思想具有历史继承性;(2)西周文化强大的向心力;(3)《左传》是儒家经典。其古朴性表现:一是事鬼敬神,以卜筮指导军事行动;二是进行战争要以仁为本、崇礼尚德。《左传》军事思想的经验性是指其军事思想都是对列国作战实践经验的总结,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这一点与系统性相辅相成。《左传》军事思想主要是通过作战双方在战争前后有关战略战术原则的言论、《左传》作者对战争事件的评论以及谋臣良将在和平时期的论兵言论表现出来的,这种言论往往都是经验之谈。因此《左传》军事思想需要后人归纳、总结,使之系统化、理论化。

    总之,《左传》军事思想是通过对大量战例的记载与分析表现出来的,因此更具形象性与可信性。尽管它不是军事理论著作,但它在军事领域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军事理论著作。历史上许多名将都把《左传》与《孙子兵法》、《吴子》同时作为必读书,东汉名将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121]北宋名将曹玮“通春秋三传,于左氏尤深。”南宋名将、民族英雄岳飞“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122]这些著名军事将领把《左传》当作兵书来读,足以证明《左传》军事思想在我国古代军事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左传》军事思想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但它的某些战略战术原则及用兵智慧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更深入地研究。

 

参 考 书 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

2)沈玉成:《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97年版;

3)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王守谦、金秀珍、王凤春:《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6)陈恩林:《中国全史·中国春秋战国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中国军事史》第一卷、第二卷(上)、第四卷、附卷(上),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8)《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9)《兵家智谋全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0)《毛泽东选集》(1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先秦军事研究》,金盾出版社1990年版;

12[]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一三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3[瑞士]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4)牛鸿恩、邱少华:《先秦经史军事论译注》,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5)李炳彦、孙兢:《军事谋略学》(上、下),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16)魏汝霖、刘仲平:《中国军事思想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

17)《战略学》,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黄朴民:《白话孙子兵法》,岳书社1991年版;

19)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20)陈恩林:《论春秋五伯的争霸战略》,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

21)黄朴民:《左传》军事思想简析,载《齐鲁学刊》1996年第2期;

22)廖健琦:《左传》作者的军事思想,载《龙岩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23[]陈禹谟:《左氏兵略》,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三二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

24[]宋征璧:《左氏兵法测要》,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三四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

25[]曾益:《左略》(一卷),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三四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

26[]李元春:《左氏兵法》(二卷),见《丛书集成续编》,第59册,军事学,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

27[]魏禧:《兵谋》、《兵法》,见《丛书集成续编》,第59册,军事学,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

28)《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

 (29) 杨旭华、蔡仁照:《军事威慑学概论》,书海出版社1989年版;

 (30) []金基洞:《中国历代兵法家军事思想》,(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

 (31)《战役学》,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课题负责人 :史向辉

课题组成员 :宫    张丽梅  赵文铎

    人 :史向辉